最近看了高盛亚洲经济研究团队发布的报告，题目是为何中国政府没有采取更多措施来提振消费？
市场上不乏“直接发钱”“的呼声，而我们并未学习欧美。背后的原因，主要有四个！
首先是理念问题。
高盛报告指出，我们对于“全民发钱”抱有根本性的警惕。这种警惕并非源于经济计算，而是深植于治理理念之中。决策层长期秉持“勤劳致富”的价值观，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在于劳动创造，而非转移支付。
其次是资金问题。
市场常有一种错觉，认为政府的资产负债表足够强大，完全有能力来一轮“直升机撒钱”。高盛的报告用数据打破了这一幻想。
报告测算了一个简单的场景：若向14亿人每人发放3000元消费券，总额将高达4.2万亿元。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额度约为1.3万亿元，前者是后者的三倍有余。若强行推进，赤字率将被推高至7%左右，这前所未有，太高了。
高盛预计2026年广义赤字率已接近GDP的10%，叠加地方隐性债务化解、土地出让收入锐减、社会保障支出刚性增长等现实约束，能够用的资金没有想象的多。
在有限的资源下，科技自立、产业链安全、能源转型、国防现代化等战略方向的优先级，并不低于居民消费补贴。
这不是“没钱”，而是“钱有更紧迫的去处”。
第三，这并未单纯消费不足。
市场的主流叙事是：居民没钱了，所以消费不行。高盛却指出，决策层对消费疲弱的“病因”有着截然不同的诊断。
首先，数据并不支持“居民没钱”的判断。报告引述数据显示，2025年末中国居民存款余额高达167万亿元，人均约11.89万元。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，说明问题的核心不是“无钱可花”，而是“不敢花、不愿花、没处花”。
其次，认为消费疲弱在相当程度上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。换言之，不是居民没有消费意愿，而是市场上缺乏足够丰富、足够高品质的消费场景和产品供给。文旅体验、养老服务、托育照护、健康管理、数字内容等服务消费领域，供给体系仍不完善，品质参差不齐，价格与价值不匹配的问题突出。
基于这一诊断，政策的药方自然不同于市场期待的大规模需求侧刺激。决策层更倾向于从供给侧发力： 以旧换新补贴激活耐用品消费，银发经济和文旅融合创造新的消费场景，养老托育服务体系建设释放被压抑的服务消费需求，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与信心。
最后，是节奏问题。
中国作为一个14亿人口、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超大规模经济体，政策制定天然具有审慎基因。
高盛报告观察到，我们在消费刺激上采取了典型的“先试点、后推广”路径。例如，在浙江设立共同富裕示范区，探索提升最低工资与缩小收入差距的经验；在甘肃、黑龙江等地小范围发放电子消费券，观察其对边际消费倾向的实际拉动效果。但这些都严格控制在地方层面，旨在积累数据和经验，而非全国性铺开。
实际上，我们大多数的措施，都是这样一步一步推开的，历史上很少用又急又猛的药方来解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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